公元200年的夏天，江东的天空，被血色与哀伤浸染。

那支射向“小霸王”孙策面颊的毒箭，不仅终结了一个年仅二十六岁的英雄生命，更将一个刚刚用武力缝合起来的江东六郡，推向了分崩离析的边缘。丹徒的山风，似乎还回响着这位绝世猛将的最后喘息。临终前，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，将弟弟孙权的手，与江东的未来，紧紧攥在了一起。

那句流传千古的政治遗嘱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不休：「举江东之众，决机于两陈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，以保江東，我不如卿。」

这番话，被后世解读为孙策清醒的自我认知与精准的权力交待。他似乎为这个羽翼未丰的继承者，铺好了所有道路，甚至贴心地指定了两位顾命大臣，构建了“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”的权力平衡框架。

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，仿佛一个王朝的平稳过渡。然而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凑近观察那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卧室时，一个诡异到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，浮出水面：在那场决定江东命运的临终托孤仪式上，长史张昭、谋士张纮等一众心腹侍立在侧，却唯独不见那个与孙策“总角之好，骨肉之分”，被视为江东政权“二号人物”的周瑜。

周瑜，时任中护军，正镇守在数百里之外的巴丘。

他不仅是孙策的同年挚友、义结金兰的兄弟、同娶江东二乔的连襟，更是与他并肩作战、一同奠定下这片基业的首席合伙人。无论从情感、功绩还是地位来看，他都应是托孤现场最无可争议的核心人物。然而，孙策的骤然离世，让他完美地、也是致命地，错过了这场权力交接的核心时刻。

历史在这里，留下了一片巨大的、充满悬念的留白。这究竟是一场无法预料的意外，是孙策伤重不治来不及召回挚友的遗憾？还是说，这本身就是一场被精心设计过的缺席？如果周瑜当时就在榻前，孙策的遗言，又会是何种模样？江东的权力交接，是否会走向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？

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：十九岁的孙权，最终能够坐稳江山，靠的真是兄长那句看似周全的遗言，和张昭等人尽心竭力的辅佐吗？

不，历史的真相远比这残酷和惊险。真正稳住江东狂澜的，不是一道写在竹简上的遗嘱，而是一场千里之外的奔赴，以及一场足以决定王朝命运、却又在史书中被一笔带过的、惊心动魄的——拜见。

02

孙策的死，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十级地震，剧烈动摇了江东六郡每一寸土地。

吴郡的府衙之内，十九岁的孙权“昼夜号哭”，几乎无法站立。这撕心裂肺的泪水，一半是痛彻骨髓的丧兄之痛，另一半，则是对未来那片无尽黑暗的巨大恐惧。他从兄长手中接过的，根本不是一个稳固的政权，而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、外部强敌环伺，随时可能被浪潮吞噬的军事联盟。

江东的根基，是孙策用那杆无坚不摧的长矛，一城一池地打下来的。庐江的周瑜、广陵的张昭、张纮，这些当世名士之所以倾心归附，看的是“小霸王”横扫江左的赫赫战功与无人能及的个人魅力。那些跟随他征战沙场的老将，如程普、黄盖之流，更是只认军功，不认血缘。如今，一个毫无尺寸之功、名不见经传的少年，凭什么让他们俯首听命？

暗流，在江东的每一个角落里汹涌。吴郡的许贡门客，刚刚用毒箭终结了孙策的性命，他们的复仇烈焰尚未熄灭。庐江太守李术，公然抗命，驱逐孙权派去的官员。那些在孙策铁腕下瑟瑟发抖的地方豪族大姓，此刻正幸灾乐祸地隔岸观火，随时准备反戈一击。潜藏在丹阳、会稽深山中的山越宗帅，更是蠢蠢欲动，视这片权力真空为他们狂欢的猎场。

府衙之内，人心惶惶。长史张昭虽然临危受命，但他更像一个勤勉的“大管家”，能条分缕析地处理政务，却缺乏一言九鼎、镇住骄兵悍将的威望与煞气。他能做的，只是强行扶起几乎要哭倒在地的孙权，一遍遍地劝慰他节哀、理政，帮他穿上象征权力的朝服。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位年轻的新主，连站稳身体都显得那么勉强。

史书记载，当时“士民不安，颇有妄动”，甚至有郡中官员已经开始私下收拾行囊，准备北投曹操或是西奔刘表。这艘失去了舵手的巨轮，在惊涛骇浪中疯狂摇摆，最需要的不是安抚，而是一个新的主心骨，一块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“压舱石”。

就在这大厦将倾、人心离散的危急时刻，一骑快马卷着烟尘从巴丘的方向疾驰而来，带来了一个让整个吴郡都为之震动的消息：中护军周瑜，正亲率兵马，奔丧还吴！

一时间，吴郡所有官员、将领的目光，都齐刷刷地投向了西方。他们的眼神中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：有期盼，有疑虑，更有深深的揣测。

周瑜会做什么？他手握精兵，功高盖世，威望仅次于孙策，又是孙策情同手足的兄弟。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，来面对这位年轻的新主？是以功高前辈自居，行伊尹、霍光之事？还是会与张昭等人达成妥协，形成某种“共治”的局面？甚至，他会不会……

江东的未来，在这一刻，完全悬于周瑜的一念之间。

03

周瑜的光芒，几乎照亮了孙策创业时代的所有角落。

他们同为公元175年生人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总角之好”。当年孙坚战死，孙家举家迁往舒县，年少的周瑜听闻孙策的才华与名声，便主动前往拜访。那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会面，两个同样英姿勃发、胸怀大志的少年一见如故。周瑜慷慨地让出自家朝南的大宅院给孙家居住，并亲自登堂拜见孙策的母亲吴夫人，两家“有无通共”，情同手足。

这份诞生于微末之时的深厚友谊，在汉末的乱世风云中，迅速升华为牢不可破的政治与军事同盟。当孙策决意脱离袁术，带着父亲留下的寥寥千余旧部东渡长江，开创属于自己的基业时，第一个倾力响应他的人，就是周瑜。周瑜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兵马，更带来了宝贵的粮草与人脉。孙策激动地握着他的手，说出那句发自肺腑的誓言：「吾得卿，谐也！」（我得到了你的帮助，大事可成了！）

于是，两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人，并肩作战，联手掀起了一场席卷江东的青春风暴。他们先克横江、当利，再下秣陵，逼走刘繇，席卷江东。在战场上，他们配合默契，心意相通。周瑜的儒雅与智谋，完美地补足了孙策的勇猛与刚烈。

建安四年（199年），两人联手攻克皖城。城破之日，他们得到了当时名闻天下的桥公二女，孙策娶了大乔，周瑜娶了小乔。孙策曾意气风发地对周瑜开玩笑说：「桥公二女虽流离，得吾二人作婿，亦足为欢。」这种共享胜利果实、甚至共享姻亲关系的姿态，早已将他们的关系，提升到了超越普通君臣的“合伙人”与“家人”的层面。

周瑜在江东的地位，因此是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。他是孙策最信任的战友，是唯一一个可以与之在某种程度上平起平坐的“兄弟”。他的威望，根植于开创基业的赫赫战功之中；他的人脉，遍布江东军政两界。他不仅是孙策个人意志的延伸，更是江东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史书上关于周瑜的记载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，说的是他即便在酒过三巡之后，依然能敏锐地察觉到乐曲中的一丝错漏，这份超凡的艺术鉴赏力背后，是他冠绝当世的才情与风雅。而他对老将程普的以德报怨，最终让这位总觉得“与周公瑾交，若饮醇醪，不觉自醉”的老将军心悦诚服，则展现了他宽广如海的胸襟。

这样一个文武双全、才情与胸襟并存，又与孙家有着如此深厚渊源的人物，当他从巴丘的军营启程，踏上返回吴郡的道路时，他心中所想的，绝不仅仅是为兄弟奔丧那么简单。他知道，江东的未来，正等待着他去做出那个最关键的抉择。

04

主时间线，吴郡，孙策的灵堂内外，气氛凝重得几乎可以滴出水来。

周瑜风尘仆仆地赶到了。他脱下满是征尘的戎装，换上素白的丧服，一步步走进了那座被悲伤与惶恐笼罩的府衙。

此时的孙权，依旧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与迷茫之中。当他看到周瑜，那个他从小就敬仰、如同亲兄长一般的人物时，他的眼神无比复杂。那里有看到救星的依赖，有对未来的期盼，或许，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对这位功高盖世元勋的本能畏惧。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周瑜，是该以上级的身份下达命令，还是该以晚辈的身份寻求庇护？

府衙之内，江东的文武百官，悄然分裂成了几个立场微妙的阵营。

以张昭为首的文臣集团，心情最为纠结。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周瑜能够支持孙权，稳定大局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根深蒂固地担心周瑜会借机揽权，成为一个凌驾于新主之上的“霍光”，让江东的权力结构彻底失衡。他们能做的，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秩序，等待着风暴的来临。

以程普、黄盖为首的宿将集团，则更加直接。他们的眼神在周瑜和孙权之间来回游移，仿佛在用最原始的丛林法则，衡量着谁才是更值得效忠的“头狼”。他们尊重孙策，但孙权对他们而言，只是一个需要被保护、也需要被审视的“少主”。他们的忠诚，是有条件的。

整个江东政权，正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权力十字路口。孙权拥有法理上的继承权，但缺乏压制一切的实力和威望。张昭拥有处理内政的经验，但对军队毫无影响力。程普等人手握兵权，却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。

所有人都明白，打破这个僵局的唯一变量，就是周瑜。

他手中握有精锐的部队，他在军中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，他与孙策的特殊关系让他拥有某种“道义”上的制高点。此刻的周瑜，面临着几种截然不同的选择：他可以效仿伊尹、周公，行“辅政”之实，将孙权置于一个相对超然的地位，自己成为实际的掌权者；他也可以与张昭等人达成某种协议，形成“集体领导、共同执政”的局面；甚至，如果他有丝毫的野心，以当时的局势，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兵力，取而代之。

历史的聚光灯，此刻全部打在了周瑜一人身上。他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句话，都将被无限放大，并最终决定江東未来数十年的命运。孙权年轻的政权，如同一叶在狂风暴雨中飘摇的孤舟，而周瑜，就是那座决定它是否会触礁沉没的灯塔。

05

危机的爆发，并非源于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，而是源于一种如瘟疫般蔓延的、无声的信心崩溃。

随着孙策去世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江东六郡，那些被暂时压服的地方势力，开始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丹杨太守孙翊的部将妫览、戴员，已经开始在暗中串联，密谋发动叛乱。豫章郡的豪族更是公然抗命，拒绝执行孙权发出的政令。整个江东，仿佛成了一个被引线点燃的巨大火药桶，只差最后一声巨响，就会被彻底炸得粉身碎骨。

孙权能直接依靠的，只有吴郡身边数量有限的兵力。他每天面对的，是雪片般从各地飞来的紧急军情，以及朝堂之上，那些或同情、或质疑、或冷漠的眼神。他紧紧攥着兄长留下的那枚象征着江东最高权力的印信，冰冷的金属硌得他手心全是冷汗。这枚印信，此刻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安全感，反而重如泰山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就在这最绝望、最无助的时刻，周瑜来了。

他走入灵堂的那一刻，整个大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程普、黄盖这些在沙场上杀人如麻的老将，见到周瑜，只是微微点头示意，眼神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审视。张昭等文臣，则躬身行礼，但姿态中却明显透着一份客气和疏离。

周瑜没有理会任何人。他的目光，穿过人群，首先落在了孙策的灵柩上。他快步上前，伏地祭拜，泪如雨下。那份发自肺腑的悲痛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哭祭完毕，他缓缓站起身，转过身，面向那个一直坐在主位上、神情悲戚又极度紧张的十九岁少年。

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江东的命运，就在周瑜下一步的动作之中。他会说些什么？是上前拍拍孙权的肩膀，像个兄长一样安慰他几句？还是会当众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，宣布自己将誓死捍卫孙氏基业？

就在所有人都以为，周瑜会以长辈和功臣的身份，上前说一句「主公勿忧，有我周瑜在」之类的话语时，周瑜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脑瞬间空白的举动。

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冠，表情无比肃穆。然后，他向后退了一步，拉开了与孙权之间的距离。

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中，他撩起素白的衣袍，对着孙权，行了一个完整而标准的、毫无瑕疵的——君臣之礼。

他深深地，拜了下去。

这个动作，如同一道无声的惊雷，在沉寂的府衙中炸响。张昭等人目瞪口呆，程普、黄盖更是满脸写满了震惊与不可思议。他们无法理解，为何地位如此超然、与孙策情同兄弟的周瑜，会做出如此举动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表态，这是一种近乎于“献祭”式的效忠。他是在用自己全部的声望、功绩和与孙策的兄弟情谊，为孙权那顶摇摇欲坠的王冠，献上最坚实、最无可辩驳的基石。

当周瑜俯下身去的那一刻，他究竟在想什么？在这个看似简单的、合乎礼法的动作背后，又隐藏着何等深邃的政治智慧和足以扭转乾坤的万钧之力？

06

周瑜的这一拜，是江东历史上最重要、也最被后世史家所低估的一个瞬间。

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宣言。它不是一次寻常的表态，而是一次为整个江东政权“定鼎”的奠基仪式。

当周瑜俯身下去，再缓缓抬起头时，他对孙权说的话，被《江表传》清晰地记录了下来，字字千钧。他没有叙说任何私人的情谊，而是直接从“君臣之义”的法理高度，为孙权的绝对权威，进行了最终的加冕。他说：「将军（孙权）继承父兄大业，理应发扬光大，一统天下。如今江东人心未定，内外堪忧，正需要将军与众人同心同德，共渡此难。瑜愿以死相辅，万死不辞！」

这段话，配合他那石破天惊的一拜，瞬间在死寂的灵堂内，产生了核爆级的连锁反应。

首先，它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，彻底终结了关于孙权合法性的任何潜在争议。周瑜没有以前辈或兄长自居，而是率先以臣子的身份自处，这就等于用行动向所有人宣告：孙权的地位，神圣而不可侵犯。连我周瑜，都要对他行最标准的君臣之礼，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观望、迟疑，甚至心怀叵测？

其次，它瞬间瓦解了以程普为首的“宿将观望派”。程普等人，论资历比周瑜还老，但论威望、论与孙家的亲密关系、论在军中的实际影响力，都远不及周瑜。他们之所以犹豫，是因为群龙无首，缺乏一个明确的效忠方向。现在，周瑜这个事实上的军方领袖已经用最决绝的方式表明了态度，他们如果再有二心，就等同于公然背叛整个江东集团，将沦为众矢之的。周瑜的行动，为他们指明了唯一一条政治正确的道路。

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它给了孙权最强大、最及时的信心。孙权所有的恐惧与无助，都来源于权威的缺失。而周瑜的这一拜，就是将自己过去十年积累的所有威望、功绩和影响力，毫无保留地、一次性地注入到了孙权那几乎已经枯竭的权威之中。孙权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，但这一次，不再是恐惧与迷茫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振奋。

《江表传》中用了一句极其精妙的话来形容此后两人的关系：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。」周瑜用公开场合最严苛的君臣之礼，为孙权在所有文武百官面前，树立起了不可动摇的“君威”；而在私下里，他又像对待兄长一样（“升堂拜母，与权共有”），给予孙权最贴心、最无私的辅佐与支持。

可以说，没有周瑜这石破天惊、奠定乾坤的一拜，孙权的政权很可能在最初的动荡中，就已经土崩瓦解。是周瑜，用他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，亲手为孙权“扶正了王冠”。许多年后，孙权登基称帝，在庆功宴上，他端起酒杯，对满朝文武感慨万千地说：「孤非周公瑾，不帝矣。」（我如果没有周瑜，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。）

这句话，绝非帝王笼络人心的客套之言，而是发自肺腑的、对历史真相最精准的概括。

07

周瑜的“定鼎一拜”，并非一时冲动的感性之举，而是其深远战略眼光的必然体现。他比当时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，在汉末这个“英雄并起”的乱世之中，一个统一、稳定、不容置疑的领导核心，是一个政权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前提。任何形式的内耗、分裂和迟疑，都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。

这一拜之后，周瑜迅速与张昭形成了默契的配合，正式确立了“内事问张昭，外事问周瑜”的权力格局。但与张昭偏于保守的“守成”心态截然不同，周瑜从一开始，就为孙权和整个江东集团，规划了一条更具攻击性、也更富想象力的发展道路。

建安七年（202年），刚刚在官渡之战中彻底击败袁绍、基本统一北方的曹操，派使者前来江东，以汉献帝的名义，要求孙权送一个儿子到许都为人质。这个要求，如同一颗巨石投入湖中，再次在江东朝堂上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群臣人心惶惶，以张昭、秦松为首的重臣都犹豫不决，倾向于妥协，以换取暂时的和平。

又是周瑜，在这个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，坚决反对。他被孙权召到母亲吴夫人面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为孙权进行了深入的利弊分析。他指出：将军您继承父兄的英雄基业，坐拥江东六郡，兵精粮足，地势险要，正该大展宏图，为何要受制于人？一旦送出人质，您就必然与曹操发生了从属联系，到时候他的命令您就不得不听，这无异于自缚手脚，丧失了争夺天下的主动权。我们不如立足江东，静观其变，等待天下时局的进一步发展。

孙权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言辞坚决地拒绝了曹操的要求。这一决策，正式确立了孙吴集团割据江东、独立发展的核心战略方针。而这个方针的真正制定者和推动者，正是周瑜。

这种“君主依赖重臣”进行最高战略决策的关系，在八年后的赤壁之战中，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也达到了顶峰。

公元208年，曹操彻底扫平北方，挥师南下，荆州牧刘琮不战而降。曹操尽得荆州水师，号称八十万大军，顺江东下，并给孙权写了一封措辞极其傲慢的书信，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整个江东集团，再次陷入了建国以来最巨大的恐慌之中。朝堂之上，以张昭为首的“投降派”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他们的理由非常充分且现实：曹操势大，不可力敌，况且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代表着“正统”，投降尚可保全家族富贵。

孙权召集群臣，连续开了几天的会议，内心极度纠结。这是一场赌上江东数十年基业的惊天豪赌，而台面上的胜算，看起来是如此渺茫。

关键时刻，还是周瑜。他奉命从鄱阳湖前线紧急赶回。一见到孙权，他就旗帜鲜明地驳斥了所有投降派的观点。他没有空喊口号，而是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等多个角度，为孙权精准地分析了曹军看似强大背后隐藏的五大弊病：其一，马超、韩遂在关西，是其后顾之忧；其二，北方士兵不习水战，舍弃鞍马，依赖舟船，是为以短击长；其三，时值隆冬，天气严寒，马无草料；其四，北方士卒远道而来，水土不服，必生疾病；其五，人心不附，士卒疲惫。

最后，他用无比自信的语气，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结论：「操自送死，奈何迎之？」并主动向孙权请命：「请给我数万精兵，我保证为您击破曹操，让他再无南下之力！」

这番条理清晰、气魄雄浑的分析，如同一剂强心针，瞬间打消了孙权心中所有的疑虑和恐惧。他激动地拔出佩剑，砍掉面前奏案的一角，用行动做出了最终的裁决：「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，与此案同！」

纵观整个赤壁之战的决策过程，孙权更像是一个在巨大压力下，需要精神领袖来支撑和指引的年轻君主。而周瑜，才是那个洞察全局、分析利弊，并敢于承担最终责任的“首席战略官”和“定海神针”。

08

赤壁之战的熊熊烈火，不仅烧毁了曹操统一天下的梦想，更让周瑜的声望和功绩达到了人生的顶峰。然而，这位绝世儒将的目光，早已越过了眼前的胜利，投向了更遥远、更宏大的未来。在他的心中，一个比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“三分天下”更为宏大和激进的战略蓝图，已经清晰地浮现——那就是石破天惊的“天下二分之计”。

赤壁之战后不久，周瑜便向孙权上疏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战略计划：他请求亲自与奋威将军孙瑜一同出兵，逆流而上，攻取西川和汉中，先吞并割据的张鲁，再向西结交并联合凉州的马超。与此同时，让孙权亲自坐镇襄阳，与曹操形成正面对峙。如此一来，整个中国的南方，从江东到西蜀，再到西凉，将连成一片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战略同盟，从而构筑起与曹操划江而治、南北对峙的二分天下之局。

这个计划的核心，是趁着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元气大伤、无力南顾的宝贵战略机遇期，主动出击，抢占先机，彻底改变孙吴集团偏安江东一隅的被动防御局面。其魄力之大，眼光之远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它试图建立的，不是一个三足鼎立的脆弱平衡，而是一个足以与北方强权进行全面战略对抗的强大南方帝国。

孙权当即批准了周瑜的计划。这再一次证明，在孙吴集团的最高战略层面，周瑜始终是那个擘画蓝图的设计者和一往无前的推动者，而孙权，则是那个充分信任他、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批准者。君臣二人，达到了合作的巅峰。

然而，千古艰难唯一死。

公元210年，就在周瑜踌躇满志，整顿兵马，准备踏上西征的伟大征途之际，他却在路过巴丘时，突染重病，猝然离世，年仅三十六岁。

一颗将星，在最璀璨的时刻，骤然陨落。

周瑜的死，是孙吴集团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一个无法估量的、悲剧性的重大转折点。

他的“二分天下”宏图，随着他的去世而彻底化为泡影。孙吴集团从此失去了最具攻击性、也最具创造力的战略大脑，再也无人能提出如此富有想象力和魄力的长期扩张方案。

更重要的是，孙权失去了一个最可信赖、也最能约束和激励他的“兄长”与“导师”。周瑜在时，孙权虽然对他有所依赖，但也因此朝气蓬勃，整个江东集团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、开拓天下的精神。周瑜死后，孙权虽然在权术和制衡之术上日渐成熟，但也变得更加多疑、保守和现实。他再也未能找到一个像周瑜一样，既能让他绝对信任，又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为他指明方向、替他下定最后决心的人物。

江东的命运，就此悄然改变。从“开拓天下”的万丈雄心，渐渐萎缩为“保据江东”的现实目标。周瑜的英年早逝，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，更是孙吴霸业未能更进一步的、最深刻、最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09

一百多年后，当西晋王朝的楼船，挂着“王濬”的旗号，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，势如破竹地攻入石头城时，东吴的末代君主孙皓，在白马素车、面向北方投降的那一刻，或许会想起他那位雄才大略的先祖——吴大帝孙权。

他或许会想，如果当年，那位被誉为“世间豪杰英雄士、江左风流美丈夫”的周瑜没有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猝然离世，如果那份气吞山河、剑指中原的“二分天下”之计得以顺利实施，那么，历史的走向，将会是何等不同的一番景象？

一个成功夺取了西川和汉中，将整个长江流域，从富庶的下游到险峻的上游，全部纳入版图的孙吴，将不再是一个偏安东南的割据政权，而是一个拥有足够战略纵深和人口资源，足以与北方曹魏分庭抗礼的强大帝国。届时，三国的历史，或许将不再是“三分归晋”的必然结局，而是南北朝长期对峙的提前上演。

周瑜的存在，对于早期的孙权而言，其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君臣。他是一位“创业合伙人”，一位“定鼎国柱”，更是一位“战略导师”。他用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，为孙权铺平了通往王座的荆棘之路，为江东奠定了近百年的基业，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曲名为“公瑾”的千古绝唱。

回头再看公元200年那个动荡的夏天，孙策的临终托孤，看起来天衣无缝，但他留给弟弟的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力。真正让孙权坐稳江山的，却是那位远在巴丘、未能亲临现场的周瑜。他用一场决绝的千里奔丧和一次石破天惊的俯身下拜，完成了江东政权历史上最凶险、也最完美的一次权力交接。

他也用自己的一生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一个人的选择，真的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命运。

这，或许就是对孙权那句“孤非周公瑾，不帝矣”的感慨，最好、也最令人叹惋的注脚。